清晨的北京街头，外卖骑手在写字楼与社区之间穿梭，快递员在楼宇与街巷间往返。他们熟悉每一栋楼的出入口、每一条小路的拥堵节点，也最先感知居民生活的细微变化。对于一座超大城市而言，这些“穿梭街巷的人”，不仅是城市运行的支撑者，更是连接空间、时间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节点。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在城市治理体系中更多被视为服务对象或管理对象，其角色主要停留在劳动供给层面。如何将新就业群体从流动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是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一、坚持人民城市理念，深刻认识新就业群体治理的时代要求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行的重要支撑者，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潜在力量。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不仅要保障其合法权益，更要引导其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把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既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人民城市理念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涵盖快递物流、即时配送、网约出行、直播电商、远程服务等领域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两成以上。这一群体依托职业特性形成了全域流动、全域触达、全域感知的特点，走街串巷、深入群众、接触面广，是基层治理的“流动神经末梢”，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道路交通、市容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最直观、最现实的微观治理问题。

　　然而，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张力不容忽视。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城市治理逻辑从“对象化”向“关系型”的演进。在传统治理框架中，政府通过制度供给与资源配置直接作用于特定人群，治理关系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特征。而新就业群体既不完全属于前者，也未完全融入后者。仅依靠单一部门或单一政策工具，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从更深层看，新就业群体对机会公平与社会评价高度敏感，还深受比较机制与信息环境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城市治理的关系网络之中，使其价值不再仅体现在劳动供给上，更体现在信息反馈、风险感知与社会联结能力上。

　　二、坚持党建引领，构建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路径

　　近年来，北京立足首都治理实际，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逐步构建起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化路径，形成了组织嵌入、服务嵌入、协商嵌入的递进逻辑。

　　组织嵌入，将分散流动的个体纳入组织体系。新就业群体的突出特征是高流动性与弱组织性，传统属地管理模式难以实现有效覆盖。北京以党建引领破题，通过在新就业群体集中的区域建立功能型党支部、推动工会组织覆盖，将分散流动的个体重新联结起来。海淀区海淀街道选聘优秀快递员担任楼宇副楼长，依托其高频出入楼宇的天然优势，动态摸排企业入驻迁出情况，有效破解了辖区楼宇企业底数不清、流动难掌握的治理难题。组织嵌入的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人，更在于为后续的服务供给与治理参与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

　　服务嵌入，以暖心服务构建信任基础。组织覆盖解决了在哪里参与的问题，但参与意愿的激发需要更深层的情感联结。北京以“全域友好”为理念，在社区、楼宇、商圈等空间中布局服务阵地，为骑手和快递员提供休憩、充电、就餐等基础支持，使其在城市中“有地可去、有家可归”。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建成文明实践暖心驿站及专属服务点位1364个，落地志愿服务项目582个，服务内容从饮水热饭、充电歇脚延伸到技能培训、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帮扶模式从临时关怀升级为全年常态化赋能。它以先服务、后参与的逻辑，通过可感知的暖心服务消解了新就业群体对治理体系的疏离感，为参与行为的发生奠定了信任基础。

　　协商嵌入，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反映问题走向参与规则生成。北京通过议事协商平台，使新就业群体进入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西城区将包括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在内的10类群体编入“城市响应人”队伍，围绕平安守护、助老服务等六大场景，开展“随手拍、随手帮、随时报、随口宣”，2025年新增快递小哥社区报到2000余人，累计上报井盖破损、飞线充电等问题线索1.7万条。当骑手不再只是反映问题的个体，而成为参与规则生成的主体，其行为逻辑便从“策略性适应”转向“制度性认同”。

　　三、坚持系统施策，推动流动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北京实践的深层意义，不在于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多少服务，而在于它探索了一套将流动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的制度机制。

　　一是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接方式。在新就业群体高度流动的背景下，传统的层级化管理模式难以有效触达，北京通过党建引领与多方协同，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制度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管理覆盖，而是以服务为纽带、以协商为通道的关系型连接。

　　二是拓展了治理单元的空间边界。传统基层治理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而新就业群体的活动轨迹跨越了社区边界。北京通过“副楼长”“流动网格员”等机制，将治理空间从“固定地域”拓展为“流动网络”，更契合平台经济时代的社会形态。当“小哥”们在走街串巷中发现安全隐患，可第一时间拍照、定位并在群内反馈，相当于为社区安装了移动的“平安探头”。

　　三是实现了对治理资源的再发现。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熟悉社情的职业优势，在传统治理框架中难以被有效利用。北京通过制度化渠道将这一优势转化为信息反馈、风险感知与社会联结的治理能力。西城区大栅栏街道顺丰快递员刘阔与独居老人商定“窗帘之约”，行至老人住所附近总要留意窗帘是否拉开，一年来成功排除3起老人遇险情况。当新就业群体被赋予明确的治理角色，其职业优势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从流动变量到治理增量，变的是角色的定位，不变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初心。当新就业群体能够在城市中有组织可依、有空间可栖、有机制可参与，城市治理便完成了从“回应需求”到“塑造关系”的跃迁，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启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祝歆、闫丽娟、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