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作为科学体系的基石和原始创新策源地，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30日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逐年增加，已达到7%。但与发达国家16-19%的水平仍有差距，且超过90%依赖政府财政。因此，如何在财政投入之外，以“更实举措”引导社会资本，构建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格局，成为夯实科技强国“地基”的关键课题。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大有可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然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体系面临总量占R&D比例偏低与投入主体单一的双重失衡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引入市场力量，让企业在基础研究中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跟随者”变为“出题人”，以需求牵引驱动定向创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既是夯实创新根基的现实需要，也对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有着重大意义。

　　社会资本在补总量、调结构、提效能上均大有可为。从资金规模上看，随着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的经费需求仍在快速增长且存在较大缺口，难以完全依靠财政支撑，社会资本是最具规模潜力的增量资金来源。从投入结构上看，我国非财政性资金占比不足10%，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基金会、慈善信托等社会力量是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支柱。这种结构性差异往往预示着优化空间，引导多元主体进入有望从根本上重塑投入格局。从转化效果上看，传统以“项目-拨款”为特征的政府资助模式，虽能保障科研自主性，却普遍存在市场信息不足、难以及时响应产业需求等局限，导致高校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大量高质量专利沉睡在“象牙塔”中，难以跨越从“书架”到“货架”的“死亡之谷”。社会资本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能够精准打通创新链条上的关键堵点，显著提升基础研究的转化效率。

　　市场承诺夯实社会资本参与制度之基

　　“更实举措”之“实”，在于超越了单纯的资金供给，构建了连接技术供给端与市场需求端的“市场承诺”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该项目由企业、行业部门、地方政府与基金委共同出资，将产业实际需求凝练为关键科学问题，引导高校科学家开展面向市场的应用基础研究。嵌入市场承诺的多元投入机制，不仅能实现创新“量”的扩张，更能实现“质”的跃升。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项目专利产出，提升了专利被引次数、技术先进性、技术稳定性等质量指标，并有力地催生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成果。更为关键的是，社会资本参与使成果实际转化及应用概率明显提升，产生经济效益的概率显著增加，有效打通了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的市场承诺机制通过三个核心维度发挥作用：

　　一是契约锁定，稳定长期预期。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投入研发人员、实验场景、产业数据等专用性资产，形成沉没成本，传递“不会轻易退出”的可信信号，且项目后期的技术维护与迭代仍需原研发团队持续参与，这一过程将一次性合作延展为跨期契约，使科学家敢于投入长周期的创新活动，将“研发与转化”两阶段整合为“研发与转化协同推进”的一体化模式；二是价值验证，修正科研导向偏差。企业参与将学术评价体系转化为市场价值甄别标准，在事前提供“符合预期的成果将获得商业化接受”的确定信号，引导科学家从“为发表而研究”转向“为应用而创新”，从源头上确保研发成果具有实际转化能力；三是风险共担，激励突破性创新。企业的沉没成本投入意味着与科学家共同承担研发失败风险，降低了科学家的机会成本，使其愿意从低风险的渐进性改进转向高回报的突破性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优化长效机制构建多元投入新格局

　　首先，确立企业“出题人”地位，构建“承诺-转化”闭环体系。基础研究的制度设计应超越单纯的资金要素投入，真正确立企业在创新链条中的话语权与主体地位。具体而言，要建立“企业出题、校企共答、市场阅卷”的产学研融合机制：将行业领军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需求、“卡脖子”短板清单凝练为国家科技计划的重点支持方向，推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培育的一体化设计、协同化推进、同步化考核。在项目立项前明确转化目标，形成初步市场承诺；在研究期间通过常态化交流、平台共享保障承诺履行；在项目结项后通过签订后续研发合同、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承诺闭环。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超前布局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参与大学科技园建设，为高校成果提供从原理验证到工业化试制的全流程环境，夯实转化的实体支撑。

　　其次，建立分层分类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精准释放战略导向功能。针对不同产业的技术迭代速度和风险特征，应设计差异化的社会资本参与模式，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信息等迭代快、国际竞争激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把握“十五五”规划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契机，建立科技企业出题、政府资金配套、风险共同承担的灵活投入机制。发挥社会资本的前沿市场导向作用，与公共科研部门合作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科学难题，实现“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无缝对接。对于能源交通、基础材料、高端装备等投资周期长、资本密集型的传统支柱产业，则应继续发挥国有大型企业“稳定器”作用，依托其产业链长、生产基础牢固的优势进行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通过联合基金、委托研发、共建实验室等方式，将企业的应用场景、工程化能力与高校的前沿突破能力深度融合，形成资源互补、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此外，应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配套政策，优化项目申报流程，降低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引导更多元的社会资本进入，形成既能支撑国家战略又能激发市场活力的多元投入新格局。

　　再次，实施学科分类评价，建立产业需求牵引科研选题的源头校准机制。社会资本的方向引导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显著差异。在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科学等应用导向型学科中，社会资本参与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而在数学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等传统基础学科中，由于成果转化路径长、不确定性大，促进效应相对较弱。这要求必须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打破单一的学术评价标准，实施分类管理。对于应用导向鲜明的学科，应建立“以用定评”的评价体系，降低论文权重，引入技术转让金额、企业实际应用效果、经济社会效益等市场化指标作为结项参考，激励科学家从“发论文”转向“解真题”。对于基础性学科，应坚持政府投入为主，赋予其充足的研究周期与选题自由度，保护源头创新的土壤，同时畅通基础学科向产业端输出科学支撑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应改变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单向流动的局面，建立产业需求牵引科研选题的源头校准机制。鼓励科学家在项目实施期间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将产业实践中的技术瓶颈凝练为核心科学问题，实现基础研究选题从文献导向到需求导向的根本转变，确保科研成果在研究前期就精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完善联合基金制度设计，构建可持续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联合基金项目历经三十余年发展，已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重要载体。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应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一是明确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投入比例，优化出资结构，既保障公共科研的自主性，又强化市场需求的牵引力；二是强化项目申请的战略导向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卡脖子”问题精准布局；三是建立产研常态化对接机制，鼓励研发团队与联合资助方在项目进行期间定期高频交流，并提供必要的工程化验证条件，协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后端的成果承接工作；四是优化经费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经费使用机制，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五是建立跨周期的绩效评价机制，不仅考核短期产出，更关注长期技术突破和产业化成效，构建社会资本深度融合基础研究的可持续制度框架。

　　以“更实举措”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构建多元投入格局，不仅是缓解经费不足的现实选择，更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必然。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的战略耐性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战略抱负，扎实深耕从0到1的创新突破，让社会资本成为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让市场承诺成为成果转化的“定海神针”，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原文刊发于《经济研究》2026年第4期。原文标题：《社会资本参与、市场承诺与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原文作者：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冷萱、钟诗宇；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曾宪聚；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朱田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