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TMT】

　　在上个月的科隆国际游戏展上，《黑神话：钟馗》以一支先导预告片惊艳亮相，引发全球游戏圈热议。此前，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借助游戏载体让山西古建筑等文化遗产“出圈”；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榜的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也是如此……这些作品既激发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广泛兴趣，也展现出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的“赛博”加成。

　　从静态记录到活态传播，数字技术正不断为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让千年瑰宝与当代受众建立起深度连接。如何破解数字资源长期“沉睡”问题？数字资产如何进一步反哺文化遗产保护？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在实践中探寻答案。

工作人员在双林寺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数字技术拓展文化遗产保护边界

　　一年前，《黑神话：悟空》带动了山西古建筑等文化遗产“出圈”，位于山西晋中平遥县的双林寺便是其中之一。平遥县文旅局文物所副主任王文颖介绍，自2025年以来，双林寺、镇国寺客流量形成“井喷”趋势，两寺共接待游客41.42万人，同比增长176.63%。

　　作为与平遥古城同列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寺，双林寺数字化保护始于2021年。彼时，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平遥县文物部门合作，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数字修复等技术，对其建筑、壁画、彩塑等开展全面数据采集与处理，以期为文物建立永久数字档案。“仅菩萨殿的建筑、彩塑、悬塑，就拍摄了57787张图像，数据容量约2.5TB。”王文颖说。

　　不止双林寺，浙江大学团队还针对山西省内不同文物的特性，针对性攻克技术难点。“在五台山佛光寺采集时，我们重点采集了梁架与天花板间隐蔽空间的数据。”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刁常宇介绍，该区域此前未被系统记录，其内部结构数据对研究唐代建筑工艺、开展后续修复保护具有重要价值。

　　“截至2024年底，团队已完成220余个文物数字化项目，积累高清数据超500TB，涵盖古建筑、彩塑、壁画、可移动文物等多个类别，数字化保护‘版图’持续扩大。”刁常宇说。

　　与此同时，数字化赋能正从单体文物保护向遗产群落系统守护延伸。

　　7月25日，福建省首个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数字化工程启动。“该项目还要着力破解文物数字化标准不统一、数据精度不合理、成果实用性不强等难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文物保护咨询研究所负责人、研究馆员吴育华说。

　　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何振良表示，泉州后续将以此项目为样板，推进22处世遗点位的三维扫描与建模展示利用工程，把大成殿的单体数字化经验拓展为遗产群落的系统保护，构建集监测预警、修缮模拟、智慧导览于一体的三维数据库，让文化遗产从孤立的“数字标本”转变为互联的“活态资源”。

泉州府文庙大成殿建筑本体外业数据采集（三维激光扫描）。

　　尚存技术与应用的“双重制约”

　　《黑神话：悟空》等作品的走红，印证了文化遗产已成为重要创作素材，而激活其价值的前提，是补好“文物数字化”短板。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路易认为，基层文保单位数字化瓶颈，根源并非文物等级低，而是在于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渲染、呈现数字化成果的设备软件；专业能力薄弱，基层人员往往无暇兼顾数字化专业技术学习，且高端数字化人才难流向基层；应用场景缺失，受限于设施与能力，基层难以开展有效的数字资源应用。

　　“基层的核心瓶颈还在于，技术标准不统一和本地化适配能力弱。” 何振良补充说。

　　放眼整个文物数字化行业，难题同样突出。刁常宇将其总结为三点：一是一个大型古建筑项目需要数月时间采集、数名专业人员协作，单项目成本居高不下；二是市场化开发缺乏“前期投入—中期开发—后期反哺”的闭环，企业因权责不明不敢贸然入局；三是当前数字化多停留在“可视化信息采集”，而文物的“隐性信息”“关联信息”未与数字模型有效链接，限制了应用场景的拓展。

　　“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核心瓶颈，在于数据管理与应用脱节，说白了就是能采集数据，却管不好、用不好数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专家库专家郑宇认为，数据“散、乱、杂”问题突出，既没有统一标准，权属又模糊不清，大量数据只能“躺”在硬盘里。

　　“有的基层文保单位收到合作公司交付的硬盘后，既不会调用数据，也不清楚使用边界；文保工作需要高精度数据，大众传播更看重‘视觉真实’，但有些基层单位分不清两者之间的差异，要么盲目抬高标准增加成本，要么使用低精度数据影响工作质量。”郑宇坦言，更关键的是，专业数据授权机制不明确，部分传播机构有时违规采集，既浪费资源又存在安全风险。

工作人员在云冈石窟第13窟内开展数字化保护采集。

　　亟需标准共建、产业“协同”

　　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起步较早。2001年就开始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溯源和活化利用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数字敦煌、数字中轴线、数字藏品等产品不断出现；AI辅助文物修复、文物数字孪生、消失文化遗产数字复原等项目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前，刁常宇团队正与山西相关部门携手，共同探索制定“古建筑彩塑壁画数字化地方标准”，明确数据采集流程、精度要求、存储规范，推动行业从“零散采集”向“标准化作业”转型，为数据共享与协同保护打下基础。

　　标准共建是文化遗产数字化协同发展的基础。针对基层与行业痛点，科学的顶层架构成为破题关键。路易提出了围绕数据采、存、算、管、用，构建“国家—省—基层”三级联动架构的思路：“由文物部门牵头建设‘国家文化遗产大数据库’，承担核心数据存储与统筹职能；省一级研究机构搭建区域分库，并可结合文物类型布局密集程度，设立石窟寺、寺观彩塑壁画等‘相关专业领域片区或国家分中心’，负责区域内数据的采集、管理、运维与技术支撑；基层单位只需接收经过‘轻量化、脱敏处理’的数字资源，专注数据应用与文物日常看护即可。”

　　这种架构既能破解基层困境，又能保障数据安全。“省级层面集中算力与存储资源，将轻量化数据输出至基层，大幅降低操作门槛；同时，敏感数据由省级统一管理，避免商业云平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路易强调，基层文保单位的核心需求是“能用好数据”，而非“能建设并运维数据库”，“要把‘路’修到基层家门口，让数字资源真正服务于文物保护实践。”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开展佛光寺文物数字化工作现场。

　　“超越”技术，回归文化本质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主任宁波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做好云冈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和智慧景区打造。

　　“若把数字化利用比作‘炒菜’，数据是‘食材’，技术是‘烹饪方式’，而‘火候’则是对文化价值的把握。”宁波认为，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已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重要方式，但技术必须回归文化本质。

　　眼下，文化遗产数字化已经从“物理形态转化”进入了“文化创新发展”阶段。“数字资产确权和价值循环”这一关键内容，多次被从业人士提及。

　　“要让数字资源形成保护与利用的正循环，首先要解决数字资产确权问题。”路易介绍，山西省正在推进“文物数字资产确权管理利用研究”项目，目标是打通“确权—授权—开发—分润—反哺”的完整逻辑链。

　　但路易也表示，当前确权工作还存在一些“法理模糊地带”，比如个人拍摄故宫角楼并生成三维模型，能否进行商业交易？对数字模型二次加工后，版权和文物权益该如何划分？未来只有明确这些法理和操作规范，才能真正激活数字资源的市场价值，让数字收益反哺实物文物保护。

　　在刁常宇看来，文化遗产数字化“永远没有完成时”。怎样推动数字成果“可持续应用”？关键在于“官方授权+价值深挖”。郑宇也提到，可借鉴虚幻引擎的运营模式，对公益用途实行免费开放，商业用途收取合理费用，所得收益反哺文物保护，既能明确授权边界，又能留存早期数据，为文保研究提供动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复合型人才短缺仍是制约文化遗产数字化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行业需要既懂文物保护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宁波建议，要吸引对文物与技术“双向热爱”的从业者，加强校企合作，为人才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与发展空间。

　　刁常宇也表示，高校可优化“文物+技术”交叉学科课程设置，增设古建筑数字化采集等相关专业课，并在研究生招生和专业设置上适当倾斜，为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光明网记者 雷渺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