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伴随着互联网、3G/4G/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孕育兴起到加速演进，再到深入发展，衍生出以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16-3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支撑要素和投资规模驱动的丰裕劳动力禀赋开始减弱；2013年，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寻找新的增长动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可以说，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领域，不仅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也是把握好历史交汇期并实现同频共振的关键所在。

　　从中国数字经济实践来看，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平台网络外部性特征的高度契合，中国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短短十多年时间，平台外卖、快递、网约车、共享单车、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灯塔工厂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也催生出全新的经济社会关系，孕育了全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

　　数字文明，从目前来看尚无公认的明确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文明的产生应该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基础。或者说，数字文明应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基于新的经济社会关系而逐步形成的用于规范人们行为方式，更好适应和支撑新经济形态发展的一系列规则、制度、文化的总和。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形成和发展，取决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数字文明作为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实践的产物，与其应用的场景和实践的土壤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数字文明必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国别特征。中国的数字经济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此提供例证。

　　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新经济”开始，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来说是以模仿追赶为主。在芯片、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长期处于跟随状态，近年来更是面临“卡脖子”风险。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网约租车等垂直领域的应用，初期很多也是对标国外竞品的模仿创新。尽管如此，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较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式农村数字减贫。各大消费互联网平台，配合国家战略，依托覆盖全国的各类基础设施，将业务下沉到农村，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扶贫模式，探索出“国家战略引导、基础设施覆盖、平台下沉创新”的数字减贫新路径。中国式数字减贫的成功，既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配合”制度优势的成功，更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未来发展数字经济、塑造中国特色数字文明，需要将前沿数字技术应用与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滋养中国特色数字文明的形成，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互联网大会即将第一次走进尼山，举行数字文明尼山对话，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对话，既是一场触摸历史、拥抱未来的深邃思考，也是一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碰撞交流。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对话选择在中华先贤孔子故里曲阜举办，体现了传统文明的思想智慧与数字时代新知识的碰撞交流，有助于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界与谈人近距离感受璀璨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相信数字文明尼山对话能够跨越时空，成为连接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融合数字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桥梁，助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塑造更具包容性和普惠性的现代数字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蔡跃洲）

　　（编辑：穆子叶 孔繁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