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以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明与广泛运用，包括最近十余年方兴未艾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转而开始制约、乃至型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网络和组织形态。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度社会化，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数字成为了新的社会范式。在此背景下，“数字文明”呼之欲出。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正式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文明”概念的提出，为数字安全提供了更广阔的承载场域，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更深厚的社会土壤。数字安全将成为数字文明最有力的发展保障。

　　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奋斗史。科学技术充当了推动文明升级的内生动力和根本驱动力，而生产工具和能源利用方式则是文明形态的外在表现和直观特征。如果说对人力、畜力的使用是农业文明的标志，对电力、磁力和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工业文明的标志，对数字的使用则是数字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如果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都是传统的器物文明的话，数字文明将是人类经历的更高等级的文明形态，它将创造出更加丰硕的物质财富，更加优越的制度体系，实现个体更加充分的、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引领农业文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工业文明的大潮中一度缺席、离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记忆。在当前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数字产业蓬勃发展，数字文明曙光初现的背景下，如何抢抓数字文明的头班车，甚至占据数字文明发展的火车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时代性课题。

　　回顾人类文明的进程，众多文明体曾经璀璨夺目但又转瞬即逝，虽然其兴衰更替原因复杂，但共同的一点就是缺乏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在当前建设数字文明的时代大潮面前，强调数字安全的保障作用，以安全助推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文明的孕育期内，就将数字安全内嵌到数字文明中，让安全成为数字文明的基因。

　　建构数字安全，要正视数字文明的转型性文明风险。数字社会经由数字安全实现数字文明。数字技术引发数字革命，推动数字社会，实现数字文明。在从科学技术向文明传导的每一个演进路线图中，数字安全都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数字安全要反向扫除阻碍、制约数字经济的各类障碍、困难、风险、隐患，从而实现对数字经济的正向促进、鼓励、支持作用。实现数字文明必须正视由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化过程中的文明隔阂、文明冲突这一重大挑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技术与法律的关系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在人类社会演进的绝大多数时间，技术应力都在以一种缓慢的方式释放, 社会关系体能够逐渐适应技术的外力挤压，进而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进行组织体的架构重塑。但是当人类进化到信息化时代后，传统社会规范的迭代速率已无法跟上技术的升级频次，技术越过中间环节，直接成为新的社会范式与意识形态。编码化的数据、数据化的知识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且正在对人类社会进行重新编组，其信息密度已经超出了传统法律的负载能力，迫使传统社会规则频繁重启。我们现在的社会规则、制度体系、思维习惯、文化观念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实现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过渡，需要数字安全建构稳固的桥梁。

　　建构数字安全，要正视数字文明的内源性文明风险。脱胎于工业文明的数字文明，不再是前者的附庸和衍生品，而开始出现数字文明自发的衍化和裂变。数据治理、身份治理、数字鸿沟乃至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危机等，既可能是数字文明的创新性因子，也可能异化为数字文明演进的危险因素，这都取决于数字安全体系对数字风险的驯化程度。在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跨域性与数字治理边界的模糊性、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与数字治理难度的叠变性无疑让社会风险的高技术性、多元性更加明显。数字安全治理，要妥帖处理秩序与自由、权力与权利、平台与个人的关系，妥善化解数字文明进程中的技术风险、伦理风险、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建构行稳致远的数字安全体系。

　　哪一个文明体对数字文明的风险解决得好，哪一个文明体就能率先获得文明竞争的先发优势，就能更充分彰显创新性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平性的精神气质与数字文明是一脉相承、内核一致的，在数字文明建设中在席、在场，甚至引领、引导，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建立的数字文明，是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字文明，是竞争与包容兼容的数字文明，是差异与平等齐备的数字文明，这是中国式的数字文明，也是数字文明的中国答卷。而即将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对话，正是以数字技术助力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文明对话构建互鉴包容的美好世界的有利契机。期待各方以对话促交流，以交流促合作，推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 李怀胜）

　　（编辑：王一涵）